发布时间:2018-04-17 16:46:25 文章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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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国内外的利率市场化和存款大战(2)

 
    三、银行争夺存款那些事儿
 
    (一)中国的“有奖储蓄”浮沉
 
    为鼓励群众踊跃参加储蓄,人民银行于1950年12月开办零存整取定期有奖储蓄活动,存期一年,按月摇奖兑奖,以部分利息作为奖金,部分利息作为到期利息。1955年12月,人民银行下发《关于选择北京、太原、广州、杭州四市试办活期有奖储蓄的指示》,允许活期储蓄也开办有奖储蓄。那时的大街小巷,处处张贴着为有奖储蓄摇旗呐喊的宣传画“参加有奖储蓄,对国家建设有贡献,对个人生活有帮助。”1960年,人民银行发布通知称,有奖储蓄含有物质刺激作用,易助长人们侥幸心理,与党的精神不符,因此“年内一律停办”。
 
    左图为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银行有奖储蓄广告,右图为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银行有奖储蓄存单。
 
    80年代,有奖储蓄再度回归。从凤凰牌自行车到蝴蝶牌缝纫机,从红灯牌收音机到海鸥牌照相机,奖品设置多为“三转一响,彩电冰箱”,都是社会上的紧俏商品。随着有奖储蓄的进一步发展,奖品也不断升级,从黄金饰品到旅游项目,价值最高的奖项竟为市区住房一套。1986年上海市政府公文处理单上副市长批示:“拟支持,拨出一定房屋供‘有奖房屋储蓄’以增加储蓄,为解决现在资金紧张大有益处,反过来又能支持发展商品住宅所需贷款资金。”1993年,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也在温州推出住房有奖储蓄(注6)。
 
    1986年3月28日上海市朱宗葆副市长的亲笔批示“拟支持,拨出一定房屋供‘有奖房屋储蓄’以增加储蓄,为解决现在资金紧张大有益处。反过来又能支持发展商品住宅所需贷款资金。请建委组织有关部门研处”。
 
    在此过程中也有不少人行和商业银行的人员进行调研、发表文章,认为有奖储蓄中有很多乱象,导致很多问题,包括激化了储蓄工作的不正规竞争,加重了银行内部管理的难度等(注7)。1989年中国建设银行下发《关于加强有奖储蓄管理的通知》要求分行“举办有奖储蓄要报经同级人民银行批准,并报送上级行备案”,并规定了“开奖必须有公证部门公证”等管理措施。
 
    1998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立即停办有奖储蓄的通知》称“为维护良好的存款秩序,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消除高息揽存现象,维护储户的合法权益,体现公平合理的利息分配原则,促进商业银行及城乡信用社(以下简称金融机构)提高业务质量和水平,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停办有奖储蓄业务。各金融机构从文到之日起,一律停办新的有奖储蓄。正在开办并已开奖的,按原有奖储蓄办法执行;未开奖的须从1998年底前停止执行有奖储蓄办法。”
 
    中国的有奖储蓄实际上体现了在人为压低存款利率之时,又需要刺激公众存款。不能开展有奖储蓄之后,银行对一定金额以上的存款客户送礼品也多年禁而不绝。存款利率市场化之后,理论上银行送礼不再违规,但利率自律机制中、监管部门对此也有一定管理约束。各行也逐渐转为更规范的积分换礼形式。
 
    (二)印尼的有奖存款
 
    2012年去印尼人民银行学习,得知印尼居民存款对利息重视程度一般,更重视存款抽奖。各银行对存款都搞抽奖活动,大奖一般为汽车等价值较高的奖品。印尼已经利率市场化。印尼的存款抽奖活动并非因为利率受到管制使银行只能变相提高利率,而是银行经计算奖品支出比普遍提高存款利率吸引客户的成本更低。
 
    BRI一个网点(2012年摄。门口广告是有奖存款,大奖是汽车)
 
    (三)花旗银行的尝试
 
    1961年的大额可转让存单
 
    欧洲美元市场的出现促进并加速了花旗银行全球发展计划的实施。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国内资金的不足。其解决办法是所谓的可转让存单。这是一项具有革命性的措施。
 
    沃尔特·瑞斯顿(1946年进入花旗银行,1967-1984间执掌花旗银行)回顾说,他是在50年代末一位年轻的希腊船主拜访他的时候产生这种想法的。他说,“你是否有办法让我把钱存在贵行,而不用登记我的姓名?”瑞斯顿告诉希尔曼与斯特林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说,他的这位顾客想以无记名有价证券的方式开具存款发票。银行得知这样做完全合法后,就为这位船主开具了100万美元的可转让存单。
 
    沃尔特·瑞斯顿
 
    纽约以外的银行已开设有息不可转让定期存款业务时,纽约的银行仍在继续实行无息补偿性存款余额政策,难怪纽约银行的存款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然而,各银行也担心如果他们开始支付定期存款利息,各公司就会将所有无息活期存款转换成计息定期存款的形式,从而大大增加利息费用。
 
    霍华德·谢培德(时任花旗银行董事长)这样的银行家开始认识到银行“不得不向存款的客户支付利息”。在1959年9月一份备忘录中,花旗银行副总裁埃克斯特直言不讳地写道“我们需要存款”,他建议设立一种无记名“定期存单”,向各公司和外国银行发放,并且可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埃克斯特还认为,这一手段将迫使联邦储备银行取消其利率法条款,以便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瑞斯顿成为整个银行中对此创新最坚决的支持者和倡导者。花旗银行于1961年2月宣布向投资者提供大额存单,这一消息很快成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一张10万美元存单的利率比存款利率高出1.25到1.75个百分点。可转让存单的出现对全世界的震动,不亚于在莱克星顿打响的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也许它的发明者们那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一新生事物在银行和金融界引发了一场革命,其影响几十年后仍能感受得到。这时,美国经济正处于史无前例的长达9年之久的繁荣与增长期的前期,可转让存单将资金引入了银行系统,极大地推进了这一势头。反过来,肯尼迪(1961年1月就职美国总统)和约翰逊总统所支持的货币扩张政策使整个经济走向高峰期,这对于花旗银行来说极为有利。
 
    到1967年,大型商业银行的大额存单额已达185亿美元,超过了大宗商业票据。尽管其他银行也很快开办了此项业务,但一开始他们私下里的反应并没有那么热情,“我们从没请示过联邦储备银行,”瑞斯顿说,“要是当时真那么做了,现在可能还处在争取理事会通过的阶段呢。”但美联储并没有因此而试图阻止这项计划,相反,它还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当时还出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存单到底是存款还是证券的问题,因为联邦储备银行法禁止银行发行证券。花旗银行争辩说,那仅仅是存款收据。直到有一个客户去世时,其财产中有部分是可转让存单,法官判定它属于存款而不是证券。至此,这一争论才告一段落。
 
    1974年的浮动利率票据
 
    1974年,当时的短期商业票据至少以2500万美元一张出售。花旗银行资金紧张,想出一个创新的方式,以每张面值1000美元出售2.5亿美元的15年期票据,以吸引小投资者,起点5000美元,至多可以购买5万美元。资金用于花旗银行的附属机构,比如艾德旺斯抵押公司和全国金融公司。货币审计署署长宣称这种票据是由银行控股公司发行的,并且是长期的,所以并不违反Q条例。花旗银行宣布消息几天后,大通银行鼓足勇气也宣布发行类似的2亿美元票据。不久,其他一些金融机构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华盛顿的银行管理人员说:花旗银行没有向联储提及这种票据,如果是大通银行,那么它一定会先同管理当局讨论此事——谈它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对储贷协会的影响等,花旗银行这是先斩后奏。
 
    正如预计的那样,有人很快对浮动利率票据作出了反应。这一周还没过去,储蓄贷款协会业的管理者和商业团体的信就像雪片一样向美联储主席伯恩斯飞来,他们认为,此举有违反Q条例的嫌疑,并警告这种做法会对他们的客户机构形成威胁。联邦储备委员会写信给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此事是否符合“公众利益”提出质疑。美国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帕特曼向众议院提交议案,要求调查每个银行控股公司的债券发行情况。伯恩斯在给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任的信中指出,对浮动利率这种新生事物采取取消或限制的做法是否有利于公众,建议授予联储立法权力以干预此事。
 
    美联储主席伯恩斯
 
    1974年7月18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支持浮动利息证券的发行,它写道“小储户第一次通过资金市场获得以往有钱人才能获得的较高的利息”(这说法听起来很象中国对余额宝,其实银行理财也有类似作用),同时建议给储蓄贷款协会更多的权力,包括活期计息存款账户,以平衡花旗银行的影响。
 
    1974年7月25日,瑞斯顿在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面前,说强迫工人接受比通货膨胀率还低的利息的做法,相当于用贫民窟的人的存款补贴格林尼治富人的口袋,这种体制既不公平,也没有必要。
 
    参众两院提出立法,授权联储管理将来的证券发行,禁止以高于Q条例规定的利息出售债券。福特总统勉强签署了这个法令,说这是一种“本意很好但是无效”的降低利率的努力。
 
    1980年前后的“炊事用具”派送事件
 
    花旗银行的营销活动——存款派送“炊事用具”,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1980年早期,瑞斯顿骄傲地说,吐司面包器具和其他的小礼物帮助银行在前一年吸引了1万亿美元的存款。瑞斯顿夸奖商业票据业务和“炊事用具”方案对国内贷款作出了突出贡献,而欧洲美元储蓄业务则是海外投资的坚实后盾。虽然这种方法一直是储蓄银行的主要手段,但正如一个官员对记者所说的,花旗银行是第一家实行这种方式吸收存款的大型商业银行。不幸的是,花旗银行派送奖品的办法是非法的,而瑞斯顿也为此与新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尔克撕破了脸。但是瑞斯顿告诉分析家们说:“花旗银行已停止发放各种炊事用具。”
 
    当整个国家陷于萧条,利率飞涨时,花旗银行于1980年3月发起了“大满贯礼物赠送”的活动,用吐司面包机和其他用品来吸引新的存款。花旗银行派送的礼物的价值远远超出联邦储备银行的限制:可以向存款额为5000和1万美元的储户赠送价值10美元和50美元的礼物。由于花旗银行的竞争对手提出了抗议,货币审计署向银行发出严重警告,随之而来的是联邦储备银行的调查。瑞斯顿的麻烦也就从此开始了。据联邦储备银行报告,他们发现花旗银行有两套账目,一套给自己看,另一套给调查者看,借此掩盖礼物的真实价值。花旗银行在购买礼品时开出比真实价格低得多的假发票,并想以此证明他们的活动是合法的。花旗银行最初违反政策时,联邦储备银行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但联邦储备银行规定的最后期限截止时,花旗银行还没有收手的迹象,联邦储备银行终于按捺不住了。联邦储备银行确信,花旗银行和瑞斯顿妄图凌驾于联邦的法规之上。
 
    炊事用具派送事件违反了Q条例规定。瑞斯顿打算回避项规定的企图激怒了沃尔克。沃尔克认为不论自己是否同意这条法规,他都有义务维护它。联邦储备银行考虑对花旗银行处以100万美元的处罚。到1981年7月时,罚款最终定为35万美元。据《美国银行家》介绍,这是对银行机构最大金额的罚款。使联邦储备银行失望的是,35万美元的罚款并未引起媒体的关注。花旗银行声称他们在纽约市场占有额的上升归功于新型自动取款机的使用,但一位银行界的竞争对手事后取笑说,花旗银行在这段时间内的盈利都来自于非法的促销活动,与自动取款机的使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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