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狠批张五常吴敬琏鼓吹私有制 张五常回应(5)

　　《中国的经济制度》这本书其实是一篇长文。我是在考查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三十年，其中苦思了三年才找到解释的。该文的重点，是通过地区层层承包这个制度，地区政府每层之间与市民之间的权利界定得清楚。因为土地的使用权力落在县之手，激烈的县际竞争就出现了。我们可以不谈私产，但清楚的权利界定不可不谈。其实二者是同一回事。

　　追讨版税可博一笑

　　我不是一个改革者，只是想到二战期间在广西逃难时那么多的小朋友饿死了，对国家的关心我无从掩饰。一九七九年我到阔别了多年的广州一行，见到那里满目疮痍，忍不住把两个外甥女带到美国去读书。跟进中国的经济研究，一九八一年我写好《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书——其实是问会否走向市场经济——准确地推断中国会走的路。在科斯的催促下，一九八二年我放弃美国的职位，回港任教职。回港后新华社的朋友鼓励我写文章，北京与深圳皆提供助手，协助我找寻数据，分析中国的问题。我一口气地写下《卖桔者言》（一九八四）、《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一九八七）这三本书。后面的两本北京各印了两千本，说明是内部阅读，使我高兴。如果周新城教授认为这两本书误导了北京的朋友，那我应该考虑追讨版税（一笑）。

　　一九八一年我考虑回到香港任教职时，科斯和巴泽尔等同事认为我对经济制度运作的认识前无古人。今天八十二岁了，在内地跑了那么多年也实在累。日暮黄昏，我可以为国家作出的贡献，是差不多了吧。周新城教授要消灭私有制，但我不知道他说的私有制是什么，所以既不能赞成也不能反对。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土地，今天皆非私有，但使用权与收入享受权是界定得清楚的。私字当头，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容易接受。我希望周教授不是反对权利的清楚界定，也不是反对以市价作为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只要能维护这两点，其他怎样说都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