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们的中年危机:自杀酗酒跑车 以及接班的烦恼(7)

　　助理出现后，在每个人怀里甩一个信封，一言不发便离开了。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上面印着二维码，扫码可知自己应该在什么时间到哪个胡同哪个门。每个人在错开的时间到了约定地点后，会被蒙上眼罩带入房间。房间被事先处理过，一团漆黑，密不透光。众人摘下眼罩后，先是恐慌，然后逐渐平静下来，根据徐德尘的指令开始读诗，相互倾诉。

　　“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呢？”

　　“大家很敞开心扉地交流，这种机会一生中都很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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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费吹灰之力便坐拥巨额财富的80、90后富二代们，如今已纷纷步入人生中场。年少时的放纵张狂已成为过去，如何排解人生的虚无感，找到自身立足的重心，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

　　对于杜宇来说，真正的转折点，是父亲的死亡。2016年4月10日，父亲在家中突发心肌梗塞。事发时身边无人，他自己挣扎着打了120，等到急救车赶来时，为时已晚。

　　接到死讯时，他“整个人都崩掉了”。当时，杜宇正在英国参加The Fast Show赛车节。他刚刚前往英国不到五个月，正在埃克塞特大学读语言。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他没有再回英国继续读书，委托那边的朋友卖了车，退了房。虽然母亲和女友都强烈要求他把硕士文凭拿到手，但他拒绝了。“家里就妈妈在打理生意，还有一个十岁的弟弟，我实在做不到那么大心把他们丢在国内，自己在外面浪。”

　　他接手了父亲生前在贵州运营的项目，一个月有将近25天待在凯里。偶尔他也会回一趟长沙，看望母亲和正在读博士的女友。

　　他开始体会到生意场上的残酷，错综复杂的关系让他一度无所适从，却又不得不去努力应对，各个方面都要打点好，否则环境的风云突变，就会让他前期的投入血本无归。他的项目因为土地纠纷暂时搁置，现在工作的大部分内容就是一边想办法消磨时间，一边等待政府的决议。一有新消息便要四处跑动打听情况。

　　湖南的生意由母亲主管，但母亲已经不再拿他当孩子了。“但凡有什么大的决策，她一定会先同我商量。”

　　2017年春节，杜宇在长沙理工大学附近一家烧烤摊上与高中几个挚友喝酒聊天。烟雾缭绕中，酒过三巡，他红了眼，语气哽咽地说：“我突然发现，我们家就剩我一个男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