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季度中央企业生产经营平稳有序稳步增长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

前三季度中央企业生产经营平稳有序稳步增长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

据国务院国资委官网消息，今年前三季度，中央企业生产经营平稳有序，经济效益稳步增长，整体运行在合理区间。

效益增速企稳回升

前三季度，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9.0万亿元，同比增长10.9%；共实现利润总额2.1万亿元，同比增长5.7%，增速比1-8月回升0.7个百分点。其中，9月当月中央企业利润总额2367.8亿元，同比增长11.4%；累计实现净利润1.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比1-8月份加快1个百分点。9月份实现净利润1805.4亿元，同比增长13.8%，扭转了7、8月份下滑的趋势。

运营质量持续提升

一是研发投入快速增长。前三季度，中央企业研发投入同比增长17.5%，研发投入强度同比提高0.12个百分点。

二是经营效益稳步提升。前三季度，全部中央企业年化劳动生产率75.5万元/人，同比增长10.2%；营业收入利润率为7.2%季度企业所得税怎么算成本，总体保持较高水平。

三是降本增效。前三季度，央企百元营业收入成本为93.9元，同比下降0.3元。在营业收入增速超过10%的同时，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均实现了同比下降。

四是偿债能力保持稳定。9月末，中央企业综合资产负债率为64.8%，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

前三季度，中央企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房地产）2万亿元，同比增加1122.1亿元，增长5.9%。中央企业加大对基础保障行业的固定资产投入。前三季度，石油石化、电网、火电、通信等行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3万亿元，是中央企业扩大有效投资的主力军。9月，中央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185.6亿元，月度投资规模连续5个月同比增长。

税收贡献稳步增长

2021年以来，中央企业上缴税费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三季度，中央企业累计缴纳税费2.1万亿元，同比增长15.2%，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8个百分点; 每百元营业收入上缴税费7.4元，比上年增加0.3元。企业纳税增速超过20%。

全力完成夏季高峰期能源供应保障任务

三季度，面对迎峰度夏的严峻形势，中央煤炭企业日均产量同比增长14.1%，自产中长期合同签订率煤炭超过93.6%，为下游企业带来利润超过1100亿元；中央煤电企业发电量同比增长9.4%季度企业所得税怎么算成本，占全国的比重为62.6%，高于装机容量比重3.1个百分点；中央电网企业组织跨区跨省914余次，调度电量177.7亿千瓦时，有力保障了川渝地区供电安全。

减租分利助力中小企业解困

前三季度，中央企业为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146.9亿元，相当于2020年全年的两倍。

车企将对2022年6月30日前发放的商用货车消费贷款提供6个月延期还款政策支持，涉及贷款金额约570亿元。

通信企业坚决落实降费要求。9月底，中小微企业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下降10%以上，惠及用户超过1500万。

电网企业实行“欠电不停电”优化服务，降低用电成本。

中国针对企业所得税的改革，重点放在提高征收率上！

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应着眼于提高征收率。图为2017年11月16日，安徽省遂溪县国税局税源单位工作人员在该县经济开发区某电力科技公司生产车间了解情况，并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视觉中国资讯

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性质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对扣除费用后的收入征税，这两种税种之间难免会出现“交叉”。关键问题是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率极低，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负远低于个税。因此，单向“越底”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对所得税“削价”的治理宜疏而不宜堵。需要同时从两端开始。在加强企业征管的同时，要降低个税边际税率，通过减少“砍价”收入，纠正“砍价”行为。

“1元月薪”的中国高管

我们经常在很多新闻报道中看到，大量企业高管的收入很低，一些业绩突出的高管声称自己每个月只拿1块钱的工资，甚至是0年薪。这种现象往往被大众解读为高管对公司的无私奉献。事实上，这是中国所得税“触底反弹”的重要表现。

如果高管获得正常水平的薪水，他们通常将面临 45% 的边际税率。根据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税前可扣除的费用很少，这意味着税后收入将大大减少。反之，如果你把自己的工资和报酬留在企业里，然后把自己的日常开支和其他费用计入企业的财务支出，从税收的角度看，支出是费用化的，自然就没有了。税收之类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穿底”。

中国的所得税制度与大多数国家相似，对自然人和法人征收不同的所得税，但与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在这两种所得税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制，工资薪金的税率由3%逐步提高到45%，劳动报酬的最高税率也达到40%。这种累进税率的设计充分体现了个税调整收入的目标：低收入者少缴税，高收入者多缴税。企业所得税实行比例税率，2007年以前为33%，之后为25%。就法定税率而言，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远高于企业所得税，

实际情况比上述更严重。中国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远低于法定税率。虽然法定税率为25%，但实际税率仅为13%左右。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偏低的原因，一方面是企业所得税的各种优惠政策。例如，工业开发区、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均享受15%的优惠税率。税率仅为10%。另一方面，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率极低。中国每年有40%的企业不缴纳所得税。这一部分是因为损失企业所得税累进税怎么算，但更大一部分是因为采集管理的难度和强度。困扰。此外，企业所得税有多种减免。例如，研发和环保支出可以扣除相应的费用。实际税率过低，是促使所得税“削价”的第二个因素。

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承担了相关费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一般会承诺减免和退回两种所得税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减免一般包括“三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即前三年免征，后三年减半征收。该政策对税收征管本身有干预作用，因此近年来较少采用。退税是几乎所有地方都会用到的政策。常规做法是将地方财政份额的一部分返还给企业。中央财政抽取企业所得税收入的60%，地方政府可以返还剩下的40%。企业。这意味着企业真正承担的实际税负低于我们计算的13%的企业有效税率。这是促使所得税“削价”的第三个因素。

当然，企业不仅要缴纳所得税，还要缴纳汇兑税和一些附加税。根据现行税制，流转税以增值税为主，小企业一般按3%的税率缴纳增值税。一般情况下，小企业的综合税负可以控制在8%以下。8%的企业税负与45%的个人税负之间的巨大差距，才是“触底反弹”的真正好处。

所得税“贯穿”的影响

所得税“贯穿”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使个人所得税失去了自身的意义。

在我国现行的18个税种中，只有个人所得税以调整收入分配为目标。我们的房产税几乎没有，其中房产税还没有出台，遗产税也没有提上日程；该国几乎完全依靠个人所得税来调节贫富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几乎没有起到调节收入的作用。

首先，纳税人的数量太少。2011年6月，我国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费用扣除标准）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彼时，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建凡对媒体表示，我国纳税人按费用扣除标准从约8400万减少至约2400万。已经提出。这意味着我国缴纳个税的人数约为2400万。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贾康

虽然最新的个人纳税人数并未公开，但在过去七年，由于物价和工资的上涨，一些低收入群体已经从非纳税人被推向纳税人，加之个人征税力度的加强税收征管，顶多减一减。纳税人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近 6000 万。即便如此，在全国7亿多劳动人口中，不纳税的仍占90%以上。试想一下，中国快速上升的个人边际税率是为了调整收入分配，但如果纳税人群体不到10%（甚至只有2%），那么这种收入分配只是在这不到10%的群体内进行的。从整个劳动人口的角度来看，

二是个人税逐渐演变为薪俸税。在所得税“削价”不严重、富人收入较高的情况下，适用最高边际税率。富人人数虽少，但税基庞大，税率较高。税收的贡献应该是最大的。但在所得税“削价”如此普遍的情况下，富人的个税就没了。同时，一些灵活就业的低收入群体，其收入虽然超过了3500元的起征点，但现行税收征管制度无法覆盖。因此，真正为个税做出贡献的，是那些在国有企业、外企、事业单位等工作的人。

最后是个税的边际化。个税收入仅占全国税收总额的8%，这与近年来个税增长较快有关。个税比例低与中国居民部门的财富积累形成鲜明对比。个税既不能调节收入分配，也不能在国家税收构成中占据重要地位。更严重的是，这8%的个人税收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其中，上海、北京、广东、江苏的个人税收收入占全国个人税收总额的一半。可有可无的尴尬处境。如果深入到基层政府，比如一些欠发达的县镇，

此外，伴随所得税“减价”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相关企业或个人的行为到底是偷税还是避税？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逃税和避税很容易区分。前者是违法行为，后者是利用税法漏洞进行税收筹划。然而，在实际征管过程中，两者的界限却十分模糊。一些合理的税收筹划可以认定为偷税，一些逃税行为也可以认定为合理避税。

大多数所得税“减税”行为是避税，而不是逃税。我国个人税法也将个体工商户纳入个税征收范围，但不能区分个体工商户的利润和工资。同理企业所得税累进税怎么算，个人所赚取的劳动报酬，也可以作为企业进行对接。

例如税务专家为A公司提供咨询服务，A公司需要支付大笔人工费。如果税务专家同时也是咨询服务公司B的法定代表人，则A公司支付给税务专家的服务费可以转化为支付给B公司的咨询费。对于A公司，税前总额支付给税务专家的劳务费或支付给B公司的咨询费是一样的，但劳务费和咨询费实际适用的税率相差很大，因此实际税后收入将是巨大的。区别。这样的商业模式很难定义为偷税漏税，因为这种咨询服务也需要相应的员工和费用。如果所有费用仅限于人工费用，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砍价”行为的逃税嫌疑。同样的例子，如果税务专家原来是A公司的员工，公司在年末发放了巨额奖金，同样的操作，虽然是偷税漏税，但实在是太难考证了。这种智力服务不同于生产过程，是完全无形的。如果税务部门强制认定为偷税漏税，也会产生税务纠纷。

治理“到底”需要双手

不能采取“堵”的策略来控制所得税的“触底反弹”。

现代经济极其复杂。税务部门能做的是针对特定案件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但没有办法对所有类似行为进行核实。实行“一刀切”的政策就更不可能了。尽管自然人与法人在税法上有所区别，但在现实经济生产过程中，自然人具有多重角色。他们可能是企业的员工，也可能是法人的代表，因此不能将他们纳入政策，对其行为进行根本区分。

为减少所得税“挖底”行为，需要缩小所得税“挖底”的套利空间。这种套利空间的下降，对应的是“一增一减”的两个必要手段，即提高企业所得税率和降低个人所得税率。

一是降低个税边际税率。中国目前最高的边际税率为45%，与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偏高了一些。边际税率越高，理论上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越大；社会希望富人多交税，所以也希望最高边际税率足够高。但实际上，过高的边际税率不利于调整收入分配。

一方面，这是因为前面提到的“自下而上”现象。个税边际税率越高，个税与企业所得税的差距越大，对高收入群体“闯底”的激励就越强。收入高的人税负低。另一方面是个税的负激励作用。个税是对收入征收的，调整收入分配的前提是收入本身不能有太大的扭曲。试想一下，当你的月收入超过9万元时，边际税率为45%，也就是说你每赚100元，你只能留下55元，这导致高收入群体的工作投入不足。

二是提高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为25%，处于世界中等水平。中国企业所得税改革应着眼于提高征收率。现阶段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多种多样，既有国家层面的统一政策，也有各地地方“地方政策”。为提高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总体上需要在三个方面进行配套改革：一是对各项税率优惠政策设置有效期，期满后自动并入基准税率；不能将税率优惠政策变成无限期政策；二是建立异常纳税评价体系，定期检查纳税异常企业；三是清理地方“地方政策”，包括违规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和违规的企业所得税退税政策。

此外，还需大范围清理个人退税政策。如果说企业所得税退税的目的是为了招商引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那么个人退税就有利益输送之嫌。个人退税常见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高管个人退税，另一种是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总额退税。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地方政府一般都返还自己份额的40%，有的地方全额返还40%，有的地方返还一部分。这种个人退税扰乱了我国的税制，让本已边缘化的个人税收雪上加霜。高收入群体将因为此次退税而进一步减少实际纳税额。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