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狠批人口学权威：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政策改革

　　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接受广州日报专访时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65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有所上升，超过1.7以上，并没有达到国际学术界认为的‘低生育率陷阱’临界值（1.5以下）。”这一断言严重误导舆论。

　　翟振武是中国人口学界核心人物，曾在2011年4月26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解人口问题。他自2014年担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2018年连任该职，并被国家监察委员会聘为特约监察员，聘期至2023年3月。鉴于翟振武在人口学界的地位，有必要详细分析其言论及其影响。

　　一、翟振武过去的推算和预测

　　最能突出反映翟振武学术行为的，是他在2014年的论文《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该文称：“假若 2012 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未来4 年内，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分别达到3540 万、4995 万、4025 万、3540 万。” 但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2016-2018的3年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分别仅1786万、1723万、1523万，峰值1786万也远不到翟振武预测峰值4995万的一半。

　　从二孩政策效果来看，翟振武的预测更是离谱。相对2011年1600万的基数，他预测政策实施后的出生人口增量高峰为3395万（即4995-1600）。但按国家统计局数据，相对2015年的1655万，政策实施后的增量高峰仅为131万（即1786万-1655 万），不到他预测的1/20。

　　这并非翟振武对人口形势的严重误判的孤例。比如，他在2008年称：“目前中国每年新增人口在1600万左右，2012年将达到一个高峰，达到1900万。”这里的新增人口可能是记者笔误，他实际所指应是出生人口。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6至2012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均约1600万，2012年仅1635万，远低于他预测的1900万。

　　又如，在单独二孩实施后的2014年，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微降1.72至115.8，而出生人口则微升47万至1687万。但翟振武在2015年2月却夸大其词地称，2014年全国出生性别比“断崖式”降落，出生人口数量“跳跃式”上升。他还预测：“2015年出生人数会再度大幅度跳跃，一个新的出生小高峰将如期而至。2015年全年出生人数有可能会逼近、达到甚至超过1800万。” 但按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全国出生人口仅1655万，不但没大幅度跳跃，反而比上年减少32万。

　　再如，在全面二孩实施一年后的2017年2月，翟振武预计，“十三五”期间每年平均增加900多万人，最后在“十三五”末（即2020年）我们能达到14.2亿左右。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十三五”头3年2016、2017、2018的人口增量分别为809万、737万、530万。而且，未来两年的新增人口会远少于530万。即使维持在530万的水平，“十三五”期间每年平均增长也仅627万，比他预测的900多万要少30%多，总人口最多仅14.06亿，远不到14.2亿。

　　翟振武不仅严重误判人口趋势，还缺乏基本常识，甚至为了支持限制生育而信口开河。比如，2011年5月8日《瞭望》的报道引用翟振武的话：“人口年均增长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由于中国实行了有计划的生育政策，人口年均增长率正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实际上，2010年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约11‰，远高于他所说的3‰。又如，2013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采访翟振武的报道说：“1970年，全国人口6亿多”。但1970年全国人口就已超过8亿。

　　二、对全面二孩之前生育率的估算

　　预测出现偏差，或偶尔口误都情有可原。即便预测偏差较大也可归为专业水平欠缺。但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同一个方向上错得如此离谱，令人怀疑这是在故意扭曲。翟振武近日言论似乎在继续这种行为。

　　翟振武称，以公安户籍登记数推算，2006-2014年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71。公安数据并不公开，不知道他如何获取这些数据，更无法验证他的计算。由于户籍政策调整，不同年份数据之间存在不一致性，甚至有一人多户。 笔者今年曾协助起草一份全国人大建议，解决一人多户乃至学籍与户籍错配的问题；很多人当年让孩子在外地上户以规避计划生育处罚，等户籍脱钩计划生育后又在本地上户，导致一人多户。

　　翟振武称，他根据2017年小学在校人数算出2007-2010年生育率为1.69。但自1997年中央分担部分教育经费后，在校学生数长期有虚报倾向。在2013年采纳电子学籍后，各年级在校学生数就普遍缩水10%以上。虽然学籍管理日趋严格，但因为在校学生数涉及教育经费，虚报现象难以杜绝，而在电子学籍采纳之前的虚报更难清理。教育部门删除重复学籍非常谨慎，甚至还需家长申请。

　　针对人口和生育，国家统计局每年按惯例会公布1‰ 的抽样调查生育率，以统计公报公布出生人口数，尾数逢0年份会进行人口普查，尾数逢5年份会进行1%抽样“人口小普查”。其中，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是和平时期最大的社会动员；其必要性正是因为其他数据源难以准确反映人口状态。此外，卫生机构每年还会公布分娩数据。

　　表1显示了不同来源报告或推算的2007至2010年出生人口。其中，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1%“人口小普查”使用对应岁数的人口，后者按全国总人口成比例调整；由分娩数推算的是当年卫生机构活产数/住院分娩率；2017年在校生分别是各年级学生数，假设所有孩子6岁上学，且没有变更年级。据生命表推算，2006年以来，0至12岁的累计死亡率不到2.5%，所以忽略夭折对分析影响有限。

　　根据表1，翟振武在估算生育率时采用的在校生数要远高于其他数据。 针对2007-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计算为1.56、2010年人口普查回测为1.46、2015年“人口小普查”回测为1.51、每年抽样调查数据直接计算为1.37、由分娩数推算为1.37。 如果去掉偏低的普查年份2010年的数据，结果则分别为1.57、1.54、1.53、1.42、1.37，全部显著低于翟振武由公安数据估算的1.71和由教育数据估算的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