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狠批人口学权威：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政策改革-随便找财经网

梁建章狠批人口学权威：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政策改革

　　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接受广州日报专访时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65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有所上升，超过1.7以上，并没有达到国际学术界认为的‘低生育率陷阱’临界值（1.5以下）。”这一断言严重误导舆论。

　　翟振武是中国人口学界核心人物，曾在2011年4月26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解人口问题。他自2014年担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2018年连任该职，并被国家监察委员会聘为特约监察员，聘期至2023年3月。鉴于翟振武在人口学界的地位，有必要详细分析其言论及其影响。

　　一、翟振武过去的推算和预测

　　最能突出反映翟振武学术行为的，是他在2014年的论文《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该文称：“假若 2012 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未来4 年内，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分别达到3540 万、4995 万、4025 万、3540 万。” 但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2016-2018的3年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分别仅1786万、1723万、1523万，峰值1786万也远不到翟振武预测峰值4995万的一半。

　　从二孩政策效果来看，翟振武的预测更是离谱。相对2011年1600万的基数，他预测政策实施后的出生人口增量高峰为3395万（即4995-1600）。但按国家统计局数据，相对2015年的1655万，政策实施后的增量高峰仅为131万（即1786万-1655 万），不到他预测的1/20。

　　这并非翟振武对人口形势的严重误判的孤例。比如，他在2008年称：“目前中国每年新增人口在1600万左右，2012年将达到一个高峰，达到1900万。”这里的新增人口可能是记者笔误，他实际所指应是出生人口。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6至2012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均约1600万，2012年仅1635万，远低于他预测的1900万。

　　又如，在单独二孩实施后的2014年，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微降1.72至115.8，而出生人口则微升47万至1687万。但翟振武在2015年2月却夸大其词地称，2014年全国出生性别比“断崖式”降落，出生人口数量“跳跃式”上升。他还预测：“2015年出生人数会再度大幅度跳跃，一个新的出生小高峰将如期而至。2015年全年出生人数有可能会逼近、达到甚至超过1800万。” 但按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全国出生人口仅1655万，不但没大幅度跳跃，反而比上年减少32万。

　　再如，在全面二孩实施一年后的2017年2月，翟振武预计，“十三五”期间每年平均增加900多万人，最后在“十三五”末（即2020年）我们能达到14.2亿左右。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十三五”头3年2016、2017、2018的人口增量分别为809万、737万、530万。而且，未来两年的新增人口会远少于530万。即使维持在530万的水平，“十三五”期间每年平均增长也仅627万，比他预测的900多万要少30%多，总人口最多仅14.06亿，远不到14.2亿。

　　翟振武不仅严重误判人口趋势，还缺乏基本常识，甚至为了支持限制生育而信口开河。比如，2011年5月8日《瞭望》的报道引用翟振武的话：“人口年均增长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由于中国实行了有计划的生育政策，人口年均增长率正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实际上，2010年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约11‰，远高于他所说的3‰。又如，2013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采访翟振武的报道说：“1970年，全国人口6亿多”。但1970年全国人口就已超过8亿。

　　二、对全面二孩之前生育率的估算

　　预测出现偏差，或偶尔口误都情有可原。即便预测偏差较大也可归为专业水平欠缺。但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同一个方向上错得如此离谱，令人怀疑这是在故意扭曲。翟振武近日言论似乎在继续这种行为。

　　翟振武称，以公安户籍登记数推算，2006-2014年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71。公安数据并不公开，不知道他如何获取这些数据，更无法验证他的计算。由于户籍政策调整，不同年份数据之间存在不一致性，甚至有一人多户。笔者今年曾协助起草一份全国人大建议，解决一人多户乃至学籍与户籍错配的问题；很多人当年让孩子在外地上户以规避计划生育处罚，等户籍脱钩计划生育后又在本地上户，导致一人多户。

　　翟振武称，他根据2017年小学在校人数算出2007-2010年生育率为1.69。但自1997年中央分担部分教育经费后，在校学生数长期有虚报倾向。在2013年采纳电子学籍后，各年级在校学生数就普遍缩水10%以上。虽然学籍管理日趋严格，但因为在校学生数涉及教育经费，虚报现象难以杜绝，而在电子学籍采纳之前的虚报更难清理。教育部门删除重复学籍非常谨慎，甚至还需家长申请。

　　针对人口和生育，国家统计局每年按惯例会公布1‰ 的抽样调查生育率，以统计公报公布出生人口数，尾数逢0年份会进行人口普查，尾数逢5年份会进行1%抽样“人口小普查”。其中，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是和平时期最大的社会动员；其必要性正是因为其他数据源难以准确反映人口状态。此外，卫生机构每年还会公布分娩数据。

　　表1显示了不同来源报告或推算的2007至2010年出生人口。其中，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1%“人口小普查”使用对应岁数的人口，后者按全国总人口成比例调整；由分娩数推算的是当年卫生机构活产数/住院分娩率；2017年在校生分别是各年级学生数，假设所有孩子6岁上学，且没有变更年级。据生命表推算，2006年以来，0至12岁的累计死亡率不到2.5%，所以忽略夭折对分析影响有限。

不同来源数据对应的各年出生人口（万人）
	国家统计局当年公报	2010年人口普查	2015年1%“人口小普查”	由抽样调查生育率推算	由当年卫生分娩数推算	2017年在校生
2007	1594	1525	1484	1471	1364	1652
2008	1608	1562	1553	1510	1408	1642
2009	1615	1566	1567	1421	1436	1720
2010	1592	1379	1517	1245	1454	1747
2007-2010年均	1602	1508	1530	1412	1415	1690
2007-2009年均	1606	1551	1534	1467	1403	1671

　　根据表1，翟振武在估算生育率时采用的在校生数要远高于其他数据。针对2007-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计算为1.56、2010年人口普查回测为1.46、2015年“人口小普查”回测为1.51、每年抽样调查数据直接计算为1.37、由分娩数推算为1.37。如果去掉偏低的普查年份2010年的数据，结果则分别为1.57、1.54、1.53、1.42、1.37，全部显著低于翟振武由公安数据估算的1.71和由教育数据估算的1.69。